第五百一十七章 务虚的问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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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七章务虚的问题（三）
就在毕文谦暂时停顿，组织语言准备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电话那头的黎华出声了。
“师父，等一下。”
“怎么了？”毕文谦一愣。
“我这边在录音，磁带快走完了。等我们换盘白磁带……”
“哦。”
毕文谦耐心地等着，只听到电话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随着“咔”的一声，黎华似乎把新的磁带放进了录音机。
“师父，也许……莫干山会议里的那些青年学者，不一定都是学术与实际结合上有问题。就像你说的，78年的考察团归国之后，得出了我们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了的错误结论。在你之前，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结论在国内是默认的主流意见。如果不赞同这一点，那时候多半根本上不了莫干山，即使上了莫干山，也不敢直接提出反对这个结论的意见。而在一个根本错误的前提下进行分析，之后的论断和药方，又怎么可能会成为良药吗？”
黎华的声音依旧在温婉中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待她说完之后，张世德沉默了几秒，无力地摆了摆手：“过去的错误，我们必须承认，承认之后，更应该检讨经验教训。但就像毕文谦说的，不可一日不拱卒，我们也必须向前看啊！小彭，先听你师父说下去吧。”
“嗯，首长说得是！”
毕文谦仿佛看见了黎华乐呵呵点头的模样。
忽然，王京云插言道：“文谦，其实，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问题，黎副经理和鹏哥，这两年也在各地有过不断的调研和思考，他们也积累了不少心得和尝试。不过，由于你一直很忙，除了零散地和你提过不少之外，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给你看过……”
毕文谦笑着抬手止住了他的话。
“王京云，那些，用不着急着我过目。我不是强调过很多次前人的箴言了吗？理论结合实际。我谈的东西，除了和音乐有关的之外，绝大多数都只是理论上的事情，做不得准的。黎华和万鹏，也包括你和刘三剑，你们这些频繁接触实际事务的人，才有资格判断对错。”说着，毕文谦调皮地抬起右手，用中指在电话的壳子上敲敲，“黎华，我之所以敢把话说上天，是相信你在把事做落地。”
黎华听了，只在那边哼哼地笑：“师父，你继续说吧！首长很想知道你的想法，我也在认真听。”
“嗯。”应了一声，毕文谦慢慢深吸了一口气，酝酿了一会儿，“……就像黎华说张常委说过的，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这个不如，从调动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去看，是正确的论断。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普及的教育程度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有很大比例的人，知道全民所有制的国企是属于全民，包括自己也有一份，一直以来接受的宣传也是国企的建设是为了每一个人服务，但这个服务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并不清楚，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去向，他们并不了解。而在价格双轨制发酵了几年之后，很多人对此，渐渐产生了疑问。”
“相比之下，所谓大集体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不属于全民，而是企业内部的那一部分人民。格局小了，视野低了，却也更容易看清晰了。集体所有制的人能够更明白地认识到自己的劳动创造的结果——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自然，主人翁的意识就更加的强烈，主观能动性也就更好的调动起来了。”
“不过，这些差别，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去未来里，并不是重点。”
“以前，我就对黎华和万鹏说过，我们国家现在国企的诸多毛病，起因是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专家。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苏联当初的援建计划，是新中国至今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苏联突然撤走专家的行为，也无异于标准的半渡而击。我们依照援建计划，制定了跨越式发展的计划，结果走到中途，原本的建设被迫停顿或者半停顿，原本的计划，自然也就没办法达成了。一个已经铺开的烂摊子，我们不得不接受，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努力应对，承受代价。”
“回首那段历史，从感恩的角度说，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从埋怨的角度说，没有苏联，也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
“无论如何，我们左右不了苏联领导层那种老子党的作派，只能自己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重创，做出了各种努力，让中国当时没有经济崩溃。但全局代价，是不可避免的。59年到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看过具体的气象资料，相比其他年代的平均水平，其实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了，那绝不是自然灾害能够盖棺定论的。那三年农业减产，本质上，是我们国家为了避免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崩溃而选择了牺牲农业，单从农业的格局看，是妥妥的人祸，而从全国经济的格局看，却是奇迹式的成就。如果要比喻一下的话，可以这么说：苏联以为自己一剑把我们捅了个透心儿凉，结果却发现我们只是手上骨折了。”
“经济层面的重创可以通过牺牲农业来缝缝补补一时，但接下来为了剑拔弩张的世界气氛，不得不进行三线建设，我们的工业建设虽然在横向上转移铺开了，但产业升级扩展却基本停滞了。等时间到了68年，新中国建国以来新生的人渐渐成长起来了，原本按照计划，将要投入工业化建设的人口会有爆炸式的增长，但我们实际能够提供的工业岗位，却远远不能满足。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被迫出现了。”
“我看过资料，上山下乡的概念，是从苏联54年发动的城市青年垦荒运动中学习而来。55年开始，就有小规模的青年志愿者开始了尝试。这本来并不是问题，反而是一件好事。但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却在扩大化中变味儿了。很多正在读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孩子就被动员下乡了。这么做，有什么好处？第一，可以保证本就在艰难中建设的国企不受干扰，继续保持高速的发展，保障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可以把初级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观念大规模地传播到偏远的农村去，尽可能地让全国尽多的地区，从封建时代的社会科学水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成就，为今天，也为将来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移风易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停留在封建时代的观念的人口只适合农业国的生产需求，对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基本是负担。”
“然而，只有初中学历的孩子，自己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都是二把刀，这样的群体，又怎么可能完美的完成传播先进文化的工作呢？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勉强的任务。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闹了多少荒唐，随便去问问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回答。”
“总的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很不完美却有着伟大成就的社会运动，它将为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而上山下乡的运动，其中最大的社会成本，是那个年代的城市青少年的个人前途。对于当事的城市青少年来说，这场运动的本质，受教育水平顶多只有高中的他们，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只能发现，还在懵懂的自己，一转眼就离开了从小熟悉的家庭和环境，到了条件艰苦得从前根本不曾想像的农村，简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仅是令人恐惧的今天，更连明天的希望也看不到。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残酷的他们来说，对于自己的牺牲的意义并没有深刻了解的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值得怨恨的事情了！但对于国家来说，相比同时代的农村青少年的基数，城市青少年不过是少数。这是小成本做大事情，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的政府，拥有为了将来牺牲当代的气魄的领导集体，做这样的选择，根本不可能过多犹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从来都不仅仅是纸上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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